作者：  来源：  时间：2010/1/7 20:38:48  点击：151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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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谙医学的一般民众对医生的信任也已然消逝。大约有85%的德国公民赞同“医生安全认证”，也有75%的人希望拥有关于医生和诊所品质的可靠信息。我们所渴盼的信息和透明化，如今由国家和政治付诸实践的时机已然到来——国家应该保护医疗消费者。

　　截至目前为止，政府几乎只考虑怎样让身为保险支付者的我们来补偿学产复合体日渐增高的成本，但我们要弄清楚：在强制投保下所支付的健保费用现在得到怎样的回报呢？这种包办一切的医疗供应要是能局限在合理范围内，或许老百姓就不会那么病恹恹的，而且会比较富有：可摈弃的医疗程序之费用比率，至少达到了总费用的三成。

　　以下是纠正过度医疗的7帖处方：

　　一、在我们每年为医疗体系付出的数千亿欧元当中，花在所谓的成效研究的部分实在少得可怜。国家应该立法为这块最不起眼的医疗部门拨出款项，让独立的研究者来评估医疗措施的利弊得失，让研究结果以易于了解的方式提供给大众。就连医疗工作者也应该得到这门行业的公开评价成果，无论是在正规课程还是选修课程当中。

　　二、我们应该呼吁当政者彻底消弭医疗体系当中的不当诱因。当医生深陷于若干由体制重金酬报的医疗程序时，谁能说责任就是在他们身上呢？何况医生还要花费很多时间与各类文件打交道。他们要填写各种表格，要不断留意新规定。医生所能提供给患者的（或许是）最重要的资源却反常地很少得到好的回报——这项资源就是时间。要求更多时间是医生们最常发出的呼声。德国达姆斯塔特的执业内科医生布恩德•弗兰德里克（Bernd Frenderich）指出：“医生对75%的病患都要做设身处地的恳谈，才能做出精确的诊断。不过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得不到任何额外费用。”

　　三、医疗界几乎不会有系统性的质量管理。医生总是援引遥不可及的产业数据，却不去检验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具体结果。例如尽管偌大的背脊治疗中心每年为数千位患者开刀，却不曾追踪术后的状况并收集这些信息。而肿瘤医生对于昂贵的治疗措施的真正效果，也缺乏言之有据的论点。独立的医疗研究人员，也应该在大小医疗院所就病患做长期系统性的追踪研究和访谈。他们应该公布研究结果和统计数据，好让病患能先对个中利弊有个概念。医疗要能时时考虑到实际情况。

　　四、新的治疗方法在德国一般都是完全未受检验就进入常规医疗程序。尽快让可行的治疗方法惠泽大众的用意虽然正确，不过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应该要与理性思维并行不悖。当新式疗法纳入临床研究、也就是科学管辖之下时，立法者和法定、私人健保单位才能将大众的保费花在这方面。虽然新思维不应该受到抑制，但也不能逍遥于检验之外。

　　五、外科手术疗法几乎不曾接受对照研究的检验。截至目前为止，仅有的一些数据更凸显了对照研究的必要性：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新手术往往没有优于旧程序。不只如此，通常完全不动手术对病患才最有益。医者有义务对病患提出这类的研究结果。具体说来，例如医生在为风湿性、退化性关节炎病患进行关节镜手术前，应该为他们指出一些安慰效应的研究结果，也就是假手术达到的效果可以和真手术一样。

　　六、在病患的消费者保护方面，我们应该有个外部机制，来鉴定、品评医生公会的各种主张。国家应该奖励独立的医生和研究人员，让他们评估若干专业医学学会的准则，并将结论公布在网站上。如此就能让病患以及医生、医疗记者更能认知那些还没有定论的医疗措施的好坏。此外，由某教授提供给整形外科的建议也颇有意义：由退休医生们组织病患咨询团队，让大众得到自身病情的第二意见。

　　七、我们需要的不是随心所欲的施治，而是以科学知识为准的医疗措施，一如所谓的偱证医学拥护者所要求的。个别的治疗固然不需要医生面面俱到的解说，不过这不能用来反对医疗界以合理的原则对待患者。一旦医生向病患推荐若干程序时，他就应该提出合理的证明，表示那确实能带来疗效。

　　幸好，有心采取这些路子的思维开放的学者和医生还是不乏其人。不仅如此，许多事都已经有了开端：例如弗莱堡大学医院的专家评估了各项药物研究，并将这一研究结果提供给其他医生做参考。近来，海德堡大学医院的德国外科学学会研究中心的同仁们，也致力于证明各种外科手术的价值。科隆的德国医学文献和信息研究所则从事健康科技评估，这是在医疗措施被列入健保给付项目之前做的学术鉴定。汉堡-埃盆朵夫大学医院的神经病学专家已经（克服了巨大阻力）提交了针对多发性硬化症病患的第一份独立药物指南。科隆的医疗品质及成效研究中心也在不久前评估药物的效果，而且是以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方式。

　　长久以来，支持一些医疗启蒙者都是对自身健康的最佳投资。深入掌握医学知识不应该是少数人的特权。病患所能得到的信息应该和医者一样多；这样，我们就能成为有史以来最能从医学中得益的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