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为止，许多国家，例如德国，主要是由医疗界评估大众需要哪些医疗程序。给大众多余的程序其实并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使然。尤根•布洛伊勒（Augen Bleuler）就指出，坚持无意义的程序其实也和医生的自以为是有关。这位苏黎世的精神病科医生在1919年发表大作《医疗界固步自封的思维及其克服》，指出医生如何忽视先进的知识，执着于一些医疗措施，并借此投合病患难以达成的期望：“求诊者一时的迫切需求也使医者很难说明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以及最好不要为了办不到的事浪费时间和金钱。”
当医生用激光在心脏穿洞，或是用糖溶液清洗患者听力减退的耳朵时，所依循的就是这种“希望法则”。若按照这种思考方式，每种程序都有道理——尤其是它们还关乎开处方者的收入和饭碗。所以，医疗程序简直应有尽有。在德国，每一代医生比起上一代来，用药和手术的支出都会增加20倍以上；但是，近几十年来，政府在私人或法定被保险人方面每年的支出都高达数十亿，却没有使全民的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医疗体系的扩充或许并不表示大众更健康，而只保证了医疗界不断产生新的工作机会。
而且，医疗的成长要是得不到全民健康这种回馈，就等于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力量。这种医学-产业复合体的支出，随着增加的劳动成本而增加，也就是说，医疗服务的劳动要素日益昂贵。
为医疗产业设下限制并诉诸道德或许是曲高和寡。个别医生所能做的不外乎克尽职责。医疗缺失根源于体制，体制则朝着日益商业化的方向发展。影响所及，若干医护人员的行为就像说客一般。例如，德国某个名叫大脑联盟协会的会长汉斯•莫勒教授（Hans Jürgen Möller），就在德国联邦议会卫生筹备会中提倡通过抗阿尔兹海默氏症药物。大脑联盟本身由生产该药物的厂商赞助。莫勒完全不否认这种争议性药物的“有限效果”，甚至以奇特的主张来推广其应用。他表示，癌症患者不也在服用一些效果相对不显著的药物吗？正因如此，大家不应该指责、对抗阿尔兹海默氏症的用药。换句话说，他强调的不是药理效果，而是主张公平处理的原则，好让尚有疑义的药物进入大众市场。
另外，医生转换角色到生意人这个观点，可拿健康技能检查、也就是自费者的医疗业务来佐证。医生及其训练有素的团队，先是唤起病患对若干医疗花招的需求，并加以强化，随后健康检查医生就贩售这些医疗废料，佐以冠冕堂皇的辞令来自圆其说，例如不过是顺应病患们的愿望什么的。乌珀塔尔的内科医生库伯林支出，对抗无谓的治疗，医生之所以不开诚布公而按捺疑虑，经济利益居于首要位置。连医学教授都和制药公司、厂商往来密切，收取高额佣金，接受旅游招待及学术研究赞助等等。库伯林认为：“金钱赞助是导致医生压制疑虑并阻碍学术进步的直接或间接原因。这种赞助可以说不合道德，就算没有公然违法也是如此。”柏林内科医生里德尔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他说德国卫生事业当中“不知节制的牟利、专业性的缺乏、谬误的特权以及可耻的欺诈等歪风，已然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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